乌合之众读后感600字800字1000字2000字3000字

一百多年前的法国学者勒庞是个保守派社会精英，他反对传统的国家主义，反对新兴的集体主义，推崇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他生活在法国革命不断的年代里，经历过巴黎公社和法兰西第二帝国等历史时期，亲眼目睹了法国民众在传统的信仰与权威崩塌后，在近乎宗教般的革命激情中，退化成一群野蛮、善变、极端的原始人，在少数人的怂恿下，民众会毫不犹豫地做出骇人听闻的暴行，事后却要求爱国主义的荣誉勋章。于是，勒庞在他的传世名作《乌合之众》中总结道：民众缺乏理性，依赖于信仰与权威的引导，用想象来判断，模仿他人行为，简而言之，民众是盲从的。

很不幸，我们也是“乌合之众”，我们也会盲从。全球化信息化的年代里，多元化的价值体系与全球化的信息爆炸使我们愈发感觉到自己的渺小，而开始追求信仰的庇护和权威的支持，两者共同的结果，就是解释古典人生哲学的于丹教授的走红。

《地球是平的》一书预见了一个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未来。我以为，在互联网的冲击下，政府将失去左右舆论的能力，民众将拥有更多的话语权，民主会成为必然的趋势；同时，国际间竞争使政府必须拥有更高的效率，民众必须赋予政府更多权力，集中也会成为必然的趋势。因此，中国未来的政治体制将是一种中国特色的权威民主双向加强的模式，即民众选出强力领袖，由他来行使巨大的权力。这一切，正如勒庞所言。

勒庞曾预言社会主义理想的实践必将是艰苦的过程，也曾预言中国在辛亥革命后必将迎来更加极权的专制。他的“乌合之众”心理学认为：民众为了追求幸福，会愿意牺牲自由，追随强力领袖，赋予他绝对权力，并为他所宣扬的理想牺牲一切。令人不安的是，这个片面的观点得到了历史的有力映证——二战、文革——民众哪一次不盲从？哪一次不为疯狂的理想而疯狂地杀人？

因此，我们有必要研究心理学，了解是什么让我们盲从，如何克服盲从，从而确保一个稳定发展的幸福未来。

在连续读了佛洛伊德批判继承勒庞思想的《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和当代学者写的讨论群体盲从行为的《影响力》以及一些研究催眠术的书籍后，我倾向于用“催眠”与“同步”(synchronization)理论来解释“乌合之众”的盲从。

“催眠”是指个人意志被他人意志所战胜和控制。强大的群体意志战胜和取代了个人意志，个人被群体催眠了。(前面我专门写过一篇关于催眠的文章了，所以这里就不细谈了)

无论是否被催眠，人都有模仿他人的倾向，心理学上称之为“同步”。由于人天生都是自恋的，所以爱屋及乌，会喜欢与自己相似的人，即“认同”。为了让其他人喜欢自己，以便搞好关系实现合作，人会模仿其他人，即“求同”。“认同”与“求同”合并在一起，就是一种“同步”，它仿佛是人类在进化的过程写入自己DNA里的基础核心程序，是一种不是本能的本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古代律法正是对这一本能的总结。别人馈赠我，我就回赠他；别人攻击我，我就回击他。商家就很懂得利用“同步”赚钱，超市里那些免费品尝的甜点，在“同步”作用的帮助下，总是能让消费者乖乖地买下自己本不必买的东西。此外，销售人员千方百计地与消费者套近乎，也正是为了博取一种“同步”。

乌合之众的盲从，正是“催眠”与“同步”共同作用的结果，催眠使我们变成了盲目之辈，而极端强化了“同步”效应，使得我们不受理性与道德的约束，做出不可理解的事情来。“自信”是抑制“催眠”的良方，“谨慎”是把握“同步”分寸的要领。希望大家能在生活中经常提醒自己，不盲从，不随波逐流，做一个有独立人格的自我。

PS，谈点关于“同步”的题外话。

在与人交谈时，模仿对方的表达方式，如语气、姿势、词汇、节奏等，通常可以达到更好的沟通效果。所以，与父母沟通时要用家长的方式，与孩子沟通时要用孩子的方式，一旦反串，结果就很糟糕。多数时候父母与子女的沟通不畅，就是因为彼此都坚持自己的方式，而不愿意主动与对方“同步”。

人不只与他人同步，还努力实现与自身的“同步”，即前后一致性。因此，先问两个问题，让对方做出“肯定”回答后，再提一个过分的要求时，对方会很难拒绝。

“同步”也有副作用。如街头有人需要救助时，由于过路人都不知情，因此，他们只会观望他人行为，以期用“同步”来避免犯错。如果其他人都无动于衷，则人们也会“同步”这种无动于衷，结果便是一种“社会人情淡漠”的假象。针对这种现象，求助者只需指定一个帮助者，道明原因，并指明要求帮助的内容，使对方开始行动，便会帮你赢得更多人的“同步”协助了。

通过阅读《乌合之众》，使我对群体的特征、群体意见和信念的形成、群体的分类及具体特点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下面将从具体章节的内容出发，谈谈我的看法。

首先，群体的特征概括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1.组成群体的个人个性消失，感情和思想转向一个不同的方向。2.环境的变化导致群体性格变化。3.群体中的个体相互传染并易受暗示。4.群体往往冲动、易变且急躁。5.群体可以产生幻觉，因此他们的“证词”毫无价值。6.群体想象力改变着传统书中记录的神话。7.群体的情绪夸张且单纯，同时由于缺乏理性，因此群体具有偏执、专横和保守的思想，并具有双重的道德标准。

以中国的大背景为例：

毫无疑问，“中国人”组成了一个群体。当这个群体中的个人走到世界其他国家，人们往往不会去关注每个个人的具体个性，而是先把这个人贴上“中国人”的标签，用他们曾经对“中国人”的整体看法来看到这个人。这样便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群体内个人个性的“消失”。

中华民族有着漫长的历史，从秦皇汉武到如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国内与国际环境当然处在千变万化之中。而由此形成的国人性格也由雄踞天下的骄傲到受人侵略、奚落而腐败无能，再到新中国成立并进一步发展，中国人民的性格在困难与挫折中不断变得坚韧。由此可见，环境对群体性格的影响是很重要的。

从遭受列强侵略，到新时期遇到的地震、雪灾等自然灾害以及国际众多反华势力的不断侵扰，每一个作为个体的中国人民看到自己的同胞被杀戮、被天灾人祸所侵袭、在国际上被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我相信，这都会激起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的爱国心，并以其自身的行动感染周围的其他人。像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时期的国外种种反华势力的不断挑衅下，我们不止一次的看到身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集体组织游行、抗议。他们的行动感染着身边的人，并给与其他人一种身为中国人，应该或不应该做某些行为的暗示。

“群体是刺激因素的奴隶。”它会随着刺激因素的改变、强弱，而充满激情的去改变自己。爆炸性的消息更能引发群体的想象力。还记得一段时期内，中国似乎发起了一场“抵制家乐福，货”的“讨论”，正是受到了会见达赖问题的刺激，从而稍显冲动的做出一系列动作。当然，这并不否认，也许随着时间的流逝，中法双方的关系应该是向着互利合作的方向发展的。到那时，群体中个人的做法也必将随之改变。因为“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这完全可以体现出群体的冲动、易变且急躁。

群体可以产生幻觉，我觉得这也可以认为是易受传染与暗示的一种表现。也就是说“集体观察极可能出错，大多数时候它所表达的是在传染过程中影响着同伴的个人幻觉。”也可以说是一种“从众”。当个人对自己的想法持犹豫态度的时候，周围人的行动将对其进行传染，从而使整个群体都具有了同样的行动。但其实这只不过是少数几个人的意愿而已。

群体情绪夸张，我认为这是表明，面对外来的刺激，群体更容易做出比个人更为强烈的反应。或者说是群体做出的行为对外的影响力更大。以国家的名义和以个人的名义相比，当然前者的威慑力更强。所以，国家的整体强盛要比个人的财产增加更为重要。至于说群体偏执、保守。我并不认为这一定是件坏事。如果群体还是以国家为例，那么它制定政策或者执行其他国家事务，甚至于这个国家本身的存在，都要根据自己的国情，政策不能朝令夕改，当国家遭受他国政治、经济侵略的时候，不能轻易地“服从于强权”。这就是对于异质性群体的态度。当然我认为书中提出的“群体绝对不会接受矛盾，进行讨论。”这个观点不是很赞同。当代社会很流行民主，允许人们有言论自由权。当人们的不同意见向群体的原有观点发出挑战时，谁会取得优势，并不能十分绝对的肯定。因为有很多政令、政策就是人民从自身的角度提出建议的。当这些建议并不危害社会公众利益时，当权者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他们需要人民的广泛支持。

“群体对强权俯首帖耳，却很少为仁慈心肠所动。”是的。正如毛主席所说的“枪杆子里出政权”，所以，从中国鸦片战争以来，要想改变整个国家，就必须把自己武装的强势，而不能期待着政权自动的给与一个没有任何力量的集体。

群体接受的观念必须简单明了，因为群体没有理性、没有推理能力，“它不能辨别真伪或对任何事物形成正确的判断。”这一点对于前者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群体当中的个人并不具有同等的理解力，整个国民的素质也不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能让整个群体共同接受的观念不能超出个人的理解范畴。至于后者，只能理解为群体易受强加的判断。

书中提到了“当观念通过不同的方式，终于深入到群体的头脑之中并产生了一系列效果时，和它对抗是徒劳的。”对此，我认为是值得商榷的。比如，旧中国一直存在的封建帝制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影响作用着整个中国。但是，从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废除了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帝制，这是个很明显的事实，可以看出对抗传统根深蒂固的观念的行动已成功而告终。也正如群体的信念中作者所提到的，“只有用暴力的革命才能对牢固扎根的信念予以革新。”

其次，群体一切信念和意见的基础有种族、传统、时代、各种典章制度和教育。我主要对传统、制度和教育谈些看法。

书中提到“对于一个民族来说，理想的状态是保留过去的制度，只用不易觉察的方式一点一滴的加以改进。”对于这一点，我认为这就会忽视革命对历史发展的促进性。对于已经明显不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传统，我认为应该用革命的方式予以废除，革命是激烈的。因为如果明知行为违背真理，难道还要眼睁睁的看着它自生自灭而无动于衷吗？

各种制度没有固定的优点，它们本身无所谓好坏。“在特定的时刻，对一个民族有益的制度，对于另一个民族也许是极为有害的。”所以说，无论打着什么旗号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的侵略行为都是令人不齿的。因为内群体对外群体有种天生的排斥感。

教育方面，作者认为中国的教育是纯粹的应试教育。只是背书和服从，而缺乏实践。导致精神活力衰退。中国学生读书只懂得按部就班，为的是获得一份平庸的工作，继而一代又一代的循环往复。这方面，正是中国教育的现状，也就是群体的领袖——国家领导者应该予以重视并加以改进的。

群体的领袖要想对群体施以影响，必须具有坚定的信仰，对反对者的“无视”，以建立权威，在此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获得个人的名望。“能够取代名望的只有财富。才干甚至天才。都不是非常重要的成功要素。”所以领袖必须要靠不断地额重复、传染和大胆的断言，来对群体保持领导。现实来说，他们必须很重视舆论的煽动力。因为电视、报刊等传播媒介可以大量反复的向公众传播领导者的意图。这对政权的巩固或者说人民的服从是起很大作用的。另一方面，作者也提出，媒体屈从于社会思想主流，而不敢提出自己的意见，导致舆论的导向性减少。我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一旦某些群体或集团的的思想成为整个社会思想的主流，它必然要求一切有与其矛盾的思想意识不能供大众所认知。当然对于公民个人的看法，应该没有很好的办法予以强制。另外不可否认领导者的个人魅力也具有不可预知的能量。比如拿破仑，这个矮个子将军有着强大的个人魅力，使得他的追随者心甘情愿得为他“神魂颠倒”。因为名望带来地位与权力。

最后，我想简单的谈谈信念。信念作为组成群体的必备要件，它具有明显的牢固性。一旦信念在群体的头脑中生根，就会成为鼓舞人心的源泉。民族信念的消失，就会成为其衰败的信号。值得欣慰的是，中华民族这个群体在五千年的历史中，虽然经历了种种困难，但是仍然保持着顽强的民族信念，生生不息……

如果我们承认马克思关于“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的论断是对的，同时承认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关于“群体在心理学上是幼稚、无知、无理性且容易被利用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轻易的明白为什么某些人总是强调“这是人民的选择”或者说“这是历史的选择”了。

其实在读这本书前，我对于马克思关于“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这句话是比较相信的。也许我这种相信恰恰是如乌合之众中所说的那种身处于“无知的群众”中的一种无理性的被绑架的相信。因为从历史的大趋势来讲，社会国家乃至世界确实是在向着有利于人民群众的方向发展，这不正好说明了“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么？

但是事实是我们在历史上几乎看不到人民群众对历史的方向有什么明确的利己性倾向。群体可以在某一个时段将一个有利于自己的政府扶植上台，同时又可能因为一些根本无法确定的谣言立刻将这个政府踢下台去。而在历史上起着决定性的把握历史方向的关键因素并非群众的意见，而是那些能够引导群众力量的个人或至少一小群保持头脑冷静和清醒的人。

也不一定保持清醒，有的时候这些领导者本身也并不清醒，他们可能耽于自己美好的政治信条或宗教信仰之中。但关键的是，需要这么一个核心似的“英雄”将这一切的信条、理念、信仰化为一种不可量化的“情绪”，才能使之最终被“群体”所接受。

根据庞勒的理论，在讨论各种因素对群体的影响的时候，理性是放在最后一位的。几乎没有人能够在一个群体中以个人智慧为整个群体智慧添光增彩。群体智商一定且永远是低于组成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人的智商的，且这种差距随着组成群体的每一个个体的智商的增高会越拉越大。

而且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历史中，即便是在现代，在一个民主国家的法庭上，在陪审团中。这种现象也非常普遍，在一些案件的审理之后，陪审团中的单个成员在接受采访时纷纷表示如果重新让他选择的话，他不会给出这样的结果。

虽然庞勒对于各种因素对群体的影像的排列并不完全可信，比如他将“种族”排在第一位，同时他也是个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者。但是我仍然认为他的论述在某些方面是成立的。比如教育、理性这类因素对群体的影响非常之低，群体永远对最简单最直观最感情化的口号做出积极的反映(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但是对长篇大论式的论述报以消极的态度(懒得去支持或反对)。

基于此观点，庞勒同时提出了另一个观点：一个社会的高等教育普及度越高，对社会本身的发展并不是一个好事。甚至可能对社会生产有阻碍作用。作为一名资产阶级的心理学家，在这一点上，庞勒很大程度上是在为当时逐渐兴起的共产主义运动找一个邪恶的理论支持。他认为正是因为高等教育的普及，才导致马克思这类“讨厌的人”的出现，然后最后导致一群工人被“煽动”进行罢工最后导致了社会生产的停滞。

抛开阶级，我们可以认为庞勒的着个观点有一定的正确性。在历史上，成为群众并没有门槛，但是成为引导群众的“英雄”或负面作用的“反英雄”是有门槛的。一个英雄或反英雄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与个人道德情操、教育水平、家庭环境等许多“个人素质”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高等教育的普及，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拥有成为“英雄”或“反英雄”的能力。如果是在一个动荡的战乱年代还好，如果在一个和平的稳步发展的社会下，成为“英雄”的机会很少，那么这类人中就有很多选择去做一个“反英雄”，按照庞勒的话说就是成为“马克思”。

而事实上，在战乱动荡的年代因为客观原因不可能做到普及高等教育。所以普及高等教育这个命题就等于制造反英雄。

在论述这一观点的时候，庞勒还准确的预言了我们现在的一个社会现象：学历歧视。

架设我们有一个前提，社会中的高等职位永远少于低等职位。而且我们也永远不能想出一种使得扫地工人必须掌握微积分和概率统计才能扫地的方法。

那么如果我们的高等教育仅仅是精英教育，只有少部分人能够获得高等教育。且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数量刚好等于社会需要这些人才的数量。那么一切安好，社会和谐，没有人会因此而产生什么矛盾。

但是如果我们的高等教育变成了普及教育，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高等教育。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够获得与其知识结构相符的高等职业。而绝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必须去和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一同干那些不需要高等知识结构的职位，他们必然心有不甘，这种不甘最终可能导致某种很严重的后果。同时，那些从事高等职业的高等受教育者因为同情，会人为地提高那些低等职位的进入门槛，最后会造成大量的社会浪费，阻碍社会生产的发展。

另外，由于高等教育的相对普及，高等受教育者会对低等受教育者进行学历歧视。随着社会高等受教育者的比例增高，这个歧视会越来越严重。

这两方面综合起来的结果就是高等教育越普及，社会矛盾越大(高等教育者与低等教育者)，且会出现越多的不稳定因素(闲置的高等教育组合)，且越来越少的实干者(缺少的低等教育者)。

最后，你会发现其实庞勒这个帮助“资本家”剥夺工人学习权利的理论支持最后会得出一个完全正确的结果。而且，我们现在的社会还确实就在他的预言下继续前行着……

现代社会以前是一个强权者的时代。不管是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还是西方的中世纪，都是专制的、独裁的。我们首先不要给专制、独裁定性，不要很随意的说专制独裁好还是不好，要分析。在下一篇文章专门分析专制与独裁的利弊。

自从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组织越来越庞大，世界上的决策权力就逐渐被分散化。一个人独自决策的组织格局逐渐被替代。现代社会，伴随着民众的崛起。二十世纪以来，乘着马克思主义的东风，亚非拉的殖民地开始了独立运动，摆脱西方强权的时代到来。随之而来的是，殖民地内部的强权被呼唤出来，亚非拉的领头羊带领羊群去抵抗西方强权。贫弱的殖民地人民需要一个精神领袖乌合之众读后感乌合之众读后感。斯大林、毛泽东、卡斯特罗、金日成、穆巴拉克、卡扎菲被呼唤出来。这是弱者革命的第一个里程碑。

随着社会主义理论的苍白、随着资本主义的新一轮攻击，殖民地的领头羊纷纷倒台，只不过卡扎菲时间长一些而已，再次使羊群涣散，要害是羊群在思想上没有了依靠。但是却并没有也不会再次出现领头羊。因为大众时代已经到来勒庞《乌合之众》的畅销，说明了这一点。大众的依靠强者意识在减弱。自己走上街头的欲望在增加。加上现代电子科技技术的成熟，大众的折腾不可避免，大众的盲目、愚昧的一面被呼唤出来。

利比亚的人均GDP一万多美元。推翻卡扎菲并不是为了增加权利。吃一斤肉的时候不闹事，吃五斤肉的时候反倒要闹事了。因为吃五斤肉的时候可以看到西方的电视、可以吃西方的快餐、可以到西方留学了、可以听见西方的价值观了。

民众是容易被鼓动的、容易被宣传所左右的

《乌合之众》是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群体心理学创始人古斯塔夫?勒庞的名著，初次出版于1895年。该书深入浅出地剖析了群体的诸种特点及其成因。全书分为三卷(群体心理、群体的意见与信念、不一样群体的分类及?特点)，依次分析了“群体的感情和道德观”，“群体的观念、推理与想象力”，“群体的意见”，“群体领袖”等，深入透视了社会服从和过度服从、趣味单一、群众的反叛、大众文化、受别人支配的自我、群众户外、人的自我异化、官僚化过程、以及无意识在社会行为中的作用。

这部著作在国际学术界有着十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弗洛伊德曾评价说：“勒庞的这本书是当之无愧的名著，他极为精致地描述了群众心态。”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评价说：“在社会心理学领域已经写出的著作中，最有影响者，非勒庞的《乌合之众》莫属。”社会学家墨顿评价?：“勒庞这本书具有持久的影响力，是群体行为的研究者不可不读的文献。”与任何学术著作一样，该书也有其局限性，如作者因群体的非理性性质和表现而对它持鄙视和恐惧的态度。他说：“个人在群体影响下，思想和感觉中道德约束与礼貌方式突然消失，原始冲动、幼稚行为和犯罪倾向的突然爆发。”但同时他又认为群体是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因而是世界潮流的引领者。但这种内在矛盾并未减损其思想学术价值，而是为之后者开启了更深入研究的空间。这部著作对于我们这天认识和研究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现象依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发好处